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很乱,匆忙决定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线点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去的办法后随同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

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选读》第78页)。

1956年底至1957年初,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回答周总理。

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至于现在骚乱分子又喊出了“西立”的口号(此处的现在,指1986-1988年断续发生的),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独立的,无论从汉文、藏文的史书记载中还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物里,如皇帝赐给西藏统治者的印信、金册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至今已有740多年。这就是说,所谓“西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些鼓吹“西立”的人无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书为依据。我反复详细地研究过这本书,认为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时,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这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谎言,谎言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本来不存在“西立”,骚乱分子怎样喊也“独立”不成。闹事的根本不懂历史,完全是空谈“独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1959年叛乱以后,西藏紧接着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了各种建设,从这件事的结果看,西藏社会是前进了一步,人民解放了。但反过来想一想,1956年,中央已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认真执行这条方针,不搞叛乱,到“”时,整个西藏可能还没有全部进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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